这位智利球星，是一个向独裁说“不”的共产主义斗士

73岁的卡洛斯·卡塞利嘴唇上标志性的浓厚小胡子已经全白了，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。50年前，皮诺切特将军领导军事政变，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，开启独裁统治的时候，卡塞利只有23岁。

那是一个恐怖的年代，成千上万的皮诺切特反对者被逮捕、秘密杀害，至今仍有1000多人下落不明。智利司法机构直到今年才终于对10多名参与当年捕杀异议人士的军官发出逮捕令，其中一人在警察到来之前自杀身亡。卡洛斯·卡塞利是当时智利第一豪门科洛科洛的偶像球星，也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。他在独裁统治期间多次挑战皮诺切特，这为他赢得了智利人民永恒的尊重和既得利益者的怨恨。

卡洛斯·卡塞利是一个铁路工人家里的第三个儿子，母亲是全职主妇，也是共产党员。他从少年时代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想做什么。他要成为足球界的吉米·亨德里克斯（美国传奇音乐人）。他16岁第一次进入科洛科洛一线队时，穿着破洞牛仔裤、热带风格的T恤、留着长卷发，领队因为他的奇装异服决定让他回家，然后他就不再回来了。科洛科洛不得不把他请回来，因为他的才华无人能及。当他再一次出现在一线队更衣室，他的穿着是一样的。

卡洛斯·卡塞利是智利足球史上第一个称得上巨星的人物。他被球迷们称为“平方米之王”，因为他非常擅长在狭小的范围内带球，从老鼠洞一样的空间里钻出来。作为一个地道的共产党员，卡洛斯·卡塞利在足球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，欣喜于萨尔瓦多·阿连德正试图带领本国走上“智利社会主义之路”。也是在这段时期他遇到了大学生玛丽亚-德洛斯安赫莱斯，他4个孩子的未来母亲。爱妻在2022年2月因癌症去世，“我两个星期没有出门。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，就像胸口装着一头大象。”

阿连德赢得了左翼人民的支持，然而，他的经济改革并未获得期待的成绩，反倒把智利带入了危机。在1973年的头几个月，智利面临创纪录的通货膨胀。通胀高到最后当局不敢再公开数据，同时，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基本食品（面包、肉类、咖啡等）短缺，普通人排着长队购买必需品。阿连德变得越发激进，希望更快速地走上苏俄道路，他周围的幕僚要求用人民卫兵替代军队，让原本坚持中立的军队变得动摇，美国中情局加紧了对政变的策划。

阿连德接见卡塞利

就在那一年，科洛科洛进入了代表南美大陆俱乐部至尊荣誉的解放者杯决赛。当时整个国家已经处于内战边缘，智利左翼期待着科洛科洛取得胜利，他们说：“如果科洛科洛赢了，阿连德可以确保安全。”阿连德在球队出征前接待了科洛科洛全体球员，他能够意识得到，这是一个有潜力让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最后载体。

经过两回合比赛平局，科洛科洛在6月的第三次交锋中输给了实力强劲的阿根廷独立队，即后来的解放者杯之王。卡塞利也和西班牙莱万特签约，将在下半年前往该队报道。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事政变当天，卡塞利正在度过大学校园最后的几天。之后他要随智利国家队前往莫斯科参加决定性1974年世界杯入场券的附加赛。

从苏联回来后，总统府已经有了新主人，但卡塞利借故跳过了皮诺切特将军接待球队的仪式，直接去西班牙加盟自己的新俱乐部莱万特。他在西班牙呆了5年，目睹了弗朗哥独裁政权的倒台，也是在这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人生第一次发现色情杂志。

智利在附加赛次回合1比0战胜苏联闯入在联邦德国举办的世界杯。这场比赛根本就没有对手现身，皮诺切特独裁政权把智利国家体育场变成了一个露天监狱，很多异议者都在这里遭遇酷刑和杀害。苏联要求智利另觅场地举办比赛，智利方面表示拒绝，国际足联站在智利一边，于是就有了这场离奇的一队比赛。

卡洛斯·卡塞利几个月后第一次从西班牙回到智利，为1974世界杯做准备，母亲在机场等他。“我看到她很悲伤，冷淡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不回答。父亲撅着嘴，姐姐在哭泣。到家以后，她带我进了卧室。我开始浑身发抖。她坐在床边，解释说她被逮捕过。‘你开车闯祸了？’ ‘不，他们绑架并折磨了我。’ 我不敢相信她的话，‘妈妈，你不能胡说……’她掀开上衣，向我展示她被烧伤的乳房。我们搂抱在一起，像孩子一样痛哭。”

在飞往联邦德国参加世界杯之前，皮诺切特邀请智利国家队去总统府，这一次，卡塞利没有借口逃脱。但他在皮诺切特来到身边的时候闭上眼睛拒绝了握手。智利《三点报》的一位爱国记者披露了“共产党员拒绝致敬国家元首”的消息，一时引发媒体风暴。但迫于这位智利前锋是整个国家的体育偶像，皮诺切特将军有意展示自己的“开放、宽容和民主”，卡塞利在风暴眼里幸存下来。然后智利国家队在世界杯上表现一塌糊涂，卡塞利还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吃到红牌的球员。

1979年，智利赢得美洲杯亚军，卡塞利成为赛事最佳射手。他和皮诺切特将军又在总统府见面了，这次，按照妻子的建议，卡塞利给自己的西装配了一条红色领带。“皮诺切特对我说，他会亲手剪掉我的红领带。我回答说我家里还有好多根。他很生气，问我是否知道他也可以剪掉我所有的红领带。我说，‘我家的门向所有人敞开，你可以把它们全部剪掉，但我的心永远是同一种颜色。”

在智利很多人的记忆中，卡洛斯·卡塞利和他的母亲参与了亲手剪掉皮诺切特将军的领带。1988年，皮诺切特在国内外压力之下被迫举行全民公决，由智利人来决定他是否继续执政。在皮诺切特看来，他的统治之下（超过10万人成为国家恐怖主义受害者，其中1.5万人被杀害，2000人失踪）智利实现了伟大的经济成就，成为拉美地区高速增长的龙头，智利人民应该感恩于他。

然而，也有人从不畏惧恐怖，在关键时刻对皮诺切特独裁提出了公开的控诉，让希望说“不”的人受到巨大激励。1988年9月，一个不为人知的、名叫奥尔加·加里多的女士在电视上作证，讲述了她在皮诺切特在独裁统治下所经历的暴行。她解释说，她等了很久很久，才告诉自己的家人，“出于对家人的尊重”。

片末，卡塞利走了出来，他说：“这位美丽的女士是我的母亲，对我们来说，（全民公决）毫无疑问是选'不'。”

十五个月后，智利结束了独裁统治。